《伯凡·日知录》——我的知识日记
为了让自己有一种仪式感，我给自己的知识日记命名为“日知录”。
《伯凡·日知录》发刊词
开设《伯凡·日知录》的想法始于我在自己的私塾上的一次互动。
一天，我在私塾课上提问：“有一种动物堪称中国的国宝，虽然我们未曾这样称呼它，那是什么？”大家知趣地没有提起熊猫，但全都是一脸茫然。
“它可以说是一种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动物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动物，我们的祖先才创造出一种让整个世界惊叹、珍视的产品。这种产品奠定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最初的想象和向往，也开创了东方与西方文明互联互通的历史。”我说完这些的时候，好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答案——蚕。
看上去如此弱小的蚕，竟然“吐”出了一条艰难得匪夷所思（荒漠、高山横亘其间），把遥遥相隔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连接起来，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路。
在罗马帝国，丝绸的价值比等重的黄金还高，正是有了这种超高的价值，才有了这条“不可能的路”。这是贸易史上的一条规律：一种商品只有在价值上具备“高电压”，才可能克服巨大的“贸易电阻”，在“不良导体”上形成一条“电路”。现代商业史上类似的例子是“瑞士模式”——欧洲内陆山国瑞士以诸如手表、医药、金融服务等高值、低重（甚至无重）的产品来化解了这个国家明显的交通劣势。
公元六世纪，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据称命令他的间谍窃取蚕蛹，想要知道生产丝绸的秘密。
我接着问：“在汉语里，‘蚕’与‘禅’发音相近，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隐秘的关系？”一个学生略带犹豫地说：“佛教东传和玄奘取经之路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丝路是重合的……”他说得对，佛教东传之路的“主干线”是丝路，没有丝路，佛教能否或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还真是个问题，换言之，没有蚕，也许就没有作为中国本土化佛教的禅。
丝路首先是“无中生有”的贸易之路，随后是传教之路（除佛教外，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的“景教”也沿丝路传入中国）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：“风平浪静时人是想不起上帝的，只有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地方，信仰和祈祷才会盛行。”当商人们踏上这条希望和风险同样巨大的道路时，包含许愿、还愿的信仰已经是一种“刚需”，所以不难理解丝路上的重镇敦煌同时也是佛教圣地。
这次互动让我有了在网上开设一个与私塾很不一样、面向很多人的“微讲堂”。《冬吴相对论》在2014年下半年停播以后，我尝试开设了自己的“私塾”——其实就是周末与一些热心的听众一起读书。私塾人数不多，但讲的都是“大课”。比如讲“《失控》与《道德经》”这门课时，我向学生详细解读和对比这一古一今、一中一外两部书，恨不能将自己读这两部书时所思所想倾倒给学生。
同学中有一位公认的“学霸”，他把听课笔记打印、装订成册送给我，我看了既感动又吃惊，才知道自己竟然讲了那么多内容。多数学生尽管听课时颇为兴奋，但我让他们复述课程内容，他们能讲出来的，大多是我讲到的故事和案例，以及对这些故事和案例相对简练且生动的概括。
我于是想，一定有不少人需要那种不乏实质性内容但又相对轻松，不需要做太多笔记，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复习，“所见即所得”、且能与别人畅快分享的“微课”。
微课的特点是见微知著。它从一个小故事或小案例讲起，但小故事里有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，小案例里有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商业和文化逻辑。“小逻辑”反过来或许让你对熟悉的小故事刮目相看，小案例或许让你对略有听说的原理和学说有了真切的感悟。你的信息和知识存量似乎又有了明显的增量。
微课不是堂而皇之、一板一眼的讲章，它更像是直抒己见、直击要害的专栏。它不以专业的面具来掩盖无趣，它更接近是靠谱却不失有趣的知乎回答。
“微课”不是聊博一笑的“段子”。它能自然而然地引发思考，能让听者把相对碎片化的知识连接起来，完成一个个知识上的“拼图游戏”。日积月累，这些拼出来的图又有可能作为一个个“碎片”，拼成更新、更大的图像。
乔布斯说，创新就是“连点”（Connecting dots）。“点”是存量，是本来就在那儿但只是散散拉拉在那儿，让我们不以为意、视而不见的资源存量，而创新就是发现一条看不见的线，用这条线将散乱的点连接起来，呈现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图像。散乱、零碎的点在我们的头脑中不仅毫不匮乏而且高度过剩。真正匮乏的是“连点”的意识和能力。
有了开设“微课”的设想后，我就开始想这门课的名称。最终取用“日知录”一名，出于两个机缘。
一个机缘是有一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本人一直有记“知识日记”的习惯。阅读时遇到有意思的新知识、新感悟，就用简短的话记下来，一是为备忘，二是为消化。
一年多前，我在翻看自己的知识日记时，发现自己记的内容越来越少。我知道并非自己的阅读时间少了。习惯于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阅读后，每天阅读的总时间反而多了，但为什么日记越记越少了呢？
首先是因为电子阅读“做笔记”更方便了。看到有意思的内容，可以随手拷贝粘贴到备忘录里，可以收藏起来，留待日后再看。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粘贴在“备忘录”、“印象笔记”里的文档竟然有2800多个，收藏的内容有900多条。
我尴尬地发现，收藏即封藏，粘贴即冷冻，如此多的内容，我当时认真读过的不多，回头细读的更少。每天的随手收藏和粘贴，让自己产生了一种自欺的获得感，多鸟在林让自己觉得一鸟在手不再重要和必要。
对错过新知识、新信息的恐慌，让我孜孜不倦地粘贴、收藏，结果收获的是一堆与自己无关、完全经不起审计的知识和信息，而自己的知识账本上真正靠谱的“净资产”越来越少。于是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。
恐慌之中我意识到，智能手机如同一个“高压水龙头”，随手打开就有应接不暇的信息和知识喷涌而出，自己每天都面临着不断被大量信息碎片充斥、知识日见混沌和无序的危险。
这混沌和无序，就是自己知识和信息的“熵”。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，“熵增”更是一种宿命。要想让自己的头脑避免持续增加的混沌，不断增加头脑中的“点”，不仅无益而且会让无序更加无序。
从那一天起，我决定重新认真地写知识笔记。这其实是在给自己做“知识审计”——今天我到底有没有、有多少知识增量？为了给自己有一种仪式感，我给自己的知识日记命名为“日知录”，这显然是从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那里借来的。
每天写“日知录”，迫使自己不再去关注大量“或许将来有用”、“捡到蓝子里就是菜”的信息和知识，迫使自己尽可能减少闲逛式的浏览和搜索，带着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去搜寻、识别信息和知识。
写日知录的过程，是持续清除自己知识上的盲点和隐性盲点过程，也是持续发现（虽然同样也是永无尽头）自己的思维漏洞和隐性漏洞的过程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发现这个方法不仅管用，而且有趣。我似乎找到了“连点”后的乐趣，而且这种乐趣绵绵不断。一次，与一位朋友交流日知录里的一些想法，他听完说，你应该把你的日知录做成专栏。
再后来就是振宇兄突然邀我在得到上开设专栏。
“但是，专栏叫什么名称呢？”我刚一答应，他就这样发问。他好像不是在问我，更像是在问他自己。眉头紧锁几分钟后，胖子既像在征询意见又像做决定地说：“我想到了一个名称。不知道你怎么看？我看就叫‘伯凡·日知录’吧。”
我有点无奈又有点得意地对他点点头，说：“算你狠。就这样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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